《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贾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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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极端天气愈发频繁，碳中和进程遇到一定阻碍。部分欧洲国家重启煤电，多国能源结构调整困难增多。在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协调碳中和的长期与短期目标？怎样实现碳中和的最优政策组合？

寻求推进碳中和进程的最优政策组合

“在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中，要特别注意气候变化。”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他表示，如果全球各国不重视气候变化，我们便会看到温度上升，出现多地海平面上升等情况，这会危害人们的生活，甚至影响粮食的供应。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机构发布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干旱、高温等极端气候现象发生概率远高于20世纪80-90年代，严重影响了全球粮食供给。

在林毅夫看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国际合作最大的领域，没有人能躲避全球变暖。

他认为，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时，世界各国应承担不同责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要提供技术和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达成一致意见，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对此，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则用实际案例进行说明。据他介绍，中俄两国已经在包括天然气的清洁能源供应领域开展了积极合作。比如，中俄东线供气项目正在计划实施，俄罗斯正在增加对中国的供气量，通过“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量将很快达到合同规定的380亿立方的年供气量。

“据中国专家的估算，这可以让中国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64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82万吨。”祖布科夫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林毅夫指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巨大。“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机会，中国只要投资足够多的技术创新，促进风电、太阳能等发展，就能够实现承诺。”他认为，当中国兑现这一承诺后，便会形成很好的外溢效果，带来更多发展。

减排，是限制气候变化最快、最可行和最具效益的方法之一，政策的制定成为关键环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实现碳中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多目标、多工具之间进行优化协调。

他表示，近期针对碳排放的行动和气氛似乎都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等诸多事件转移了人们对该议题的注意力。“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共识也不如预期。政府与企业在面临现实挑战时，不一定会将减排放在最高的优先级上，而是需要同时协调多个目标。”

周小川认为，在此现实情况下实现碳中和，需要政策制定者从思维层面建立多目标优化的框架来解决目标冲突。

目前，全球部分国家倾向于使用价格型工具引导减碳，例如税收、补贴等方式，部分国家倾向于使用非价格型工具来引导，如计划、指导等方式。在周小川看来，在多目标、多任务情况下，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寻求目标与工具的协调。“要设计一个目标函数，只要把价格和权重设置好，就能实现最优协调。”

他具体举例，从目标函数角度出发，解释了如何通过不同权重的约束条件及影子价格来实现目标的最优协调。“在保持安全、增长、公平发展的同时，将目标按年分解，使用碳交易、税收、补贴等价格型工具是可以实现的。”周小川说。

谈到非价格型工具时，周小川表示，这要注意是否存在相应的配套激励机制，确保投资者不在亏损甚至微利的情况下参与减排。

他同时强调，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和非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并不是割裂的。

实行“双碳”目标需要“胡萝卜+大棒”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动荡、价格高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直言，国际国内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在不断提醒大家，要充分认识到“双碳”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绝非易事，需要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

他强调，要深入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不断夯实能源安全的基础。要重点抓住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入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我国在沙漠戈壁荒漠规划建设4.5亿千瓦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现在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已经超过12亿千瓦。我国风电、光伏、生物制发电、在建的核电规模都是全球第一。”三是要不断夯实能源安全基础。赵辰昕说，我国经过探索实践，先立后破，要在安全替代的情况下实现能源的转型，包括要建新型的电力系统等，这方面工作不断有新进步。

他特别提到，在推进“双碳”工作中，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广大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要引导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我们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研发与商业应用有机衔接，提高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大政府主导的科研资金对企业支持力度，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承担国家绿色低碳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助力企业培育产业增长点和发展新动能。”赵辰昕说。

他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不断使出政策组合拳，让政策更加适用和有针对性。碳中和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最大的合力。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形象地将中国实行“双碳”目标所需要的政策比喻为“胡萝卜+大棒”。

他解释说，碳价或者碳税属于“大棒”，央行的支持工具就是激励机制上的“胡萝卜”。央行以低息给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商业银行收到再贷款后，必须对碳减排的项目进行支持，同时承担向社会公布这些信息的义务。

“我们的‘胡萝卜’重点在于要求商业银行对于碳足迹、支持项目的利率、减排量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并接受社会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从而让全社会提高对碳达峰、碳中和紧迫性的认识。”易纲说。

对于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赵辰昕给出坚定不移的答案。“不仅仅是承诺提出目标，而且是扎扎实实按照自己的方式付出实际行动。我们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开展了一系列重点行动，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非常明显的阶段性效果。”

转型金融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中少不了金融的支持。对此，周小川强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碳市场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机构自身做到减排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在投资组合里看看自己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也在向零碳迈进，是不是有助于实现零碳发展。”周小川说。

此外，周小川呼吁未来碳市场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和监管，也应当成为金融业关注的议题。他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碳市场，能够给多目标多工具的最优协调提供有效信号。

中国的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仍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发展绿色产业更要推进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其中金融支持碳减排成效显著。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认为，发展转型金融现实意义重大，它可以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且必要的金融支持。

他强调，发展转型金融首先要明确概念，制定标准，完善配套措施。“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牵头开展了转型金融标准研究，首批覆盖四个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行业领域，分别为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下一步将积极推动转型金融标准的尽快出台和落地实施。”

此外，宣昌能透露，中国人民银行还将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从税收、优惠金融措施等方面进行支持，例如完善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安排，不断推进转型足迹先易后难，从自愿到强制开展环境信息的披露。

谈及完善配套措施方面，宣昌能表示，要完善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推出了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未来将继续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此外，还要加大对转型压力比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人群的支持力度，确保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他强调，可持续金融国际协调合作意义重大，大有可为。在当前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全球格局下，气候变化和可持续金融是一个可以团结各方力量的领域。

责编：郭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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