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刷屏报道，引发各方热议，在探讨算法缺陷、平台短板等问题的众声喧哗中，有观察者提出，若将视野拉长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维度，问题的症结依旧是农民工权益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不囿于困在系统里这一时一事的问题，把农民工尤其是进城农民工的择业观念，放在农民工发展变化的长跨度中去审视，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困境，其实是离不开但又难融入城市的问题。
农民工择业更倾向于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如果以“代”来划分农民工，大体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起“亦工亦农”的那一批农民工，他们诉求简单，就是“进城挣钱、回乡发展”。
第二代农民工是通常讲的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基本不懂农业生产，绝大多数也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更熟悉和适应城市生活。
至于第三代农民工，目前还没有太多讨论和普遍共识。但笔者认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舞台，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已经太过宽泛，与农民工结构深刻变化的实际已不相适应，有必要从中进一步细分出特征更为明显的一代人。第三代农民工大体可以界定为1995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属于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同步并伴随着互联网兴起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一个市场、同一个互联网”对他们的影响都是同样的、巨大的，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等超越时空界限的载体，城市文化从行为方式、消费观念、交往习惯、心理认同等各个方面，把第三代农民工形塑为精神上皈依城市的人。
从就业领域看，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发生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相对森严的背景下，彼时城市进入门槛较低的职业是拼体力的建筑业。进入建筑业的农民工，内心深处未必没有融入城市的渴望，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只能“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及至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对城市生活更为熟悉和适应，更有可能也更有意愿进入城市色彩和元素更浓的制造业。2010年国家统计局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第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为27.8%;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仅为9.8%，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44.4%。
另外，与择业观念变化相伴而生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的融入城市意愿。当时的调查还显示，虽然有高达87.9%的新生代农民工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但是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而不是老家的人相比较，且有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到2017年，农民工结构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此后，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这表明，第三代农民工正在逐步登上农民工的舞台。
第三代农民工择业的明显特征是，更倾向于选择第三产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职业，而不喜欢相对枯燥乏味的制造业岗位。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1/3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的职业是产业工人，亦可佐证这一趋势。而且，第三代农民工在心理和行为上与城市的嵌入度更高。《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80.6%的进城农民工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
从三代农民工的择业变迁和对比看，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和趋势是，农民工择业与城市生活的嵌入度越来越高。在嵌入度方面，制造业优于建筑业，服务业优于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更是由于工作触角深度嵌入城市生活，越来越受到第三代农民工的青睐。这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文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农民工更愿意通过选择就业岗位的方式，更加充分地刷出和体验在城市的“存在感”，进而表达出对融入城市的热切渴望。
农民工难融入城市现状并未明显改观
择业的变迁，勾勒出农民工日益深度嵌入城市生活的图谱。但是，另一方面，深度嵌入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一方面，农民工低门槛就业并未明显改观。一直以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等行业，其共同的特征是就业门槛低。对农民工个体而言，“低位”进入城市是理性选择。但是，从2008年到2019年，农民工在这6个行业就业的比例始终在85%上下浮动，最高87.9%，最低84.1%。这说明，从整体上看，农民工在城市始终处于超稳定的低门槛就业状态。
从建筑业到制造业，再到今天的外卖骑手、快递员，变化的是岗位形态，不变的是低就业门槛的固化状态。进入门槛越低，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也越低，身处其中职业技能的积累也更弱。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吃的是“青春饭”，哪个行业能够通过“自主努力”获取更高收入，他们就会对哪个行业趋之若鹜，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制造业如此，第三产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同样如此。
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处于16岁至30岁这一黄金劳动年龄段的农民工，就是在这根看不见的“指挥棒”之下不停转变职业的。可是，一旦没有黄金劳动年龄这一最大优势，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难度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大。现实情况是，在我国老龄化大背景下，农民工也正在随之慢慢变老。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9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从34岁增加到40.8岁，基本上是每年递增0.5岁，且这几年还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靠的不是人力资本提升。不论是从平台的统计数据看，还是依据外卖骑手的切身感受评判，身为外卖骑手的农民工，其收入在当地都属于较高水平。但是，衡量收入水平的高低，不能仅看表面的数字，而要综合考虑社会保障水平、劳动时间长短、劳动强度高低等因素。
先看社会保障，外卖骑手很多都属于灵活就业，其最大的短板是社会保障缺失，而且这种缺失很多时候是外卖骑手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原因是，这样做可以在当下获取更多到手的现金收入。从这个角度看，由于平台不需要承担为从业者提供社会保障这一“过重负担”，就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进行“让利”，所以外卖骑手的高收入中有一部分其实是“社保缺失替代金”。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的制造业农民工中，不也有很多自愿放弃社保而获取更多现金收入的吗?只不过，由于制造业标准劳动关系的约束，这种以约定形式排除法定义务的做法，在法理和实践中越来越行不通了。
再看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很多人都认为，包括一些统计数据似乎也显示，相比制造业农民工，外卖骑手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获取更高的收入。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因为制造业的法定劳动时间和加班时间，不仅泾渭分明，而且界定清晰明了。但是，依托平台订单调度的外卖骑手，其劳动时间是碎片化的，而碎片化的劳动时间，很多时候要靠更为碎片化的休闲时间来支撑。比如，接单前的等待和准备时间、各个订单之间的“在途时间”等，这些很多时候并未计入衡量外卖骑手收入的劳动时间。
其实，之所以外卖骑手比制造业更受农民工欢迎，未必是这份职业劳动时间更短，而是能够更自由地掌控其“加班时间”。制造业流水线的加班是“牵一发动全身”，不能我想加就加，也不能我加你不加，而外卖骑手的加班，至少从个体的感受和选择看，更为自由和自主。但是，这种自由是以劳动强度的变本加厉为代价的，一个个订单将其劳动时间切割成众多“迷你型流水线”，你越努力，收入固然越高，但是隐蔽的算法系统会依据你的努力不断提升每单次的劳动强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将劳动者和流水线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从业者之间为高收入而展开的强度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式竞争，可谓是“我温柔地虐待”，而你却不得不“欲拒还迎”。
所以，外卖骑手的高收入是靠更为无形的高强度劳动和更为隐蔽的碎片化时间支撑起来的，这和前些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为了获取高收入主动要求加班的做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种高收入同样是在透支未来，而不是人力资本提升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另外，越是能够给出外卖骑手高收入的城市，越是各种成本较高的一二线城市。外卖骑手的“短途性”，使得其劳动和终端产品消费之间的空间距离很短，很难像制造业农民工那样可以“用空间距离换成本降低”。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一再证实这一点：虽然进城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每年较上年均有提高，但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
当前，“十三五”时期即将收官，“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更加强烈，更加渴望真正融入城市，而不是表面上的“如胶似漆”。因此，“十四五”时期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破解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他们通过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不断提升人力资本，逐步成为工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拥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释放内需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最终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Rex_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