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深圳，我写过很多。再谈深圳，颇有“江郎才尽”之感。
但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我去了深圳，也有了一些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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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我问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最近这些年，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过去那么大。美团、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这些‘小巨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深圳。从2006年大疆无人机创立后，深圳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极具影响力的新企业。”
话一出口，有些后悔，因为只是一点感觉，可能很不准确。
马上补充道：“也许深圳现在是‘生态型创业’，华为、腾讯、平安自己都裂变出了很多新业务新公司，如华为终端、微信支付、平安好医生。腾讯出去的创业者也很多，像创立了乐信、4年多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肖文杰。只不过在华为、腾讯、平安的映射下，新的企业家还不太知名。”
我关注深圳企业家近30年了。如果要我画一张改革开放后深圳企业家的路线图，我会从袁庚创立的蛇口工业园区、马福元创立的赛格集团、马志民创建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
袁庚上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香港到蛇口，筚路蓝缕，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1979)，这里诞生了中集集团(1980)、南玻集团(1984)、招商银行(1987)、平安保险(1988)等一批市场化、现代化的优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方面，蛇口工业园区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
马福元1985年7月从北京到深圳，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当年他52岁，是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兼计算机管理局局长，应深圳市之邀，由电子工业部委派，到深圳负责整合部属、省属、市属等100多家中小电子企业，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以此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与国际大集团同台竞技。
当时有人反对说不能叫集团，“集团”是一个贬义词，如“反党集团”，“盗窃集团”。马福元说，集团就是“集中与团结”的意思。有人说，这样搞集团是“拉郎配”，马福元说“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取“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之意。赛格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00多家电子企业，也投资过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中康玻璃(彩管配套玻壳)、深爱半导体(大功率晶体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骨干项目。
1988年3月28日，马福元筹划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160多家内地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顾客在此可以买到急需的元器件，可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这是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史上不可不写的一笔：这之前，很多电子元配件都按计划统一分配，像粮票一样，要跑北京找关系才能弄到；这之后，元器件的市场化配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重要集散地，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市有领导在评价此地对产业的影响时说，“赛格春节关门，全国配件就会涨价”。
在改革风雷激荡的上世纪80年代，深圳因为是特区，毗邻中国香港，所以内地在香港的几家窗口企业，如港中旅(香港中国旅行社，1986年2月变更为香港中旅集团)、招商局、华润，对深圳的发展卓有贡献。马志民当时是港中旅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位没有学过一天设计的企业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先后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被誉为“华侨城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主题公园之父”。
1985年秋，国务院批准由港中旅投资开发占地4.8平方公里的深圳华侨城，马志民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华侨城公司总经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旅游的态度还是“不鼓励，不提倡”，旅游不是独立产业，是附属在外事接待部门的事业单位。华侨城的定位是工业为主，不敢直接提出“旅游”。1985年，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玛林洛丹看到“小人国”，产生了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旅游资源微缩在一个公园里、让中外游客“一日看尽千年华夏”的创意。1987年，全国首创的“锦绣中华”动工，两年完工，1亿元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
有一位外宾给马志民写信提醒厕所问题，说“你们的厕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仍然是不会得到世界的尊敬的”。这让马志民耿耿于怀，一定要将厕所彻底改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锦绣中华”的孔庙洗手间，洗手间管理员会面带微笑地为游客递手纸、拧水龙头、喷香皂液，甚至为游客梳头、擦皮鞋，被游客誉为“锦绣中华第81景”。
马志民先生2006年逝世，享年74岁。他最早意识到“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他让深圳这片经济热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文化绿洲”的气息。
马福元先生2015年逝世，享年84岁。他到深圳那一年，华强北街还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今天，深圳早已拥有了世界级的高效、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袁庚先生2016年逝世，享年99岁。1979年他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整个深圳的户籍人口为7.62万人，到年底全部常住人口也只有31万多人。今天，深圳的常住人口在1343.88万人左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深圳已是有近2000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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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庚的“招商局部落”、马福元的“电子信息方阵”、马志民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接着我会画上：一任一郭、华工三剑客、二徐、二汪、三马、四王。
一任
：1987年创立华为的;
一郭
：1988年在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做电脑接插件来料加工的;
二徐
：1991年创立迈瑞医疗的，1993年创立金蝶软件的;
华工三剑客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78级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和TCL、华星光电、创维、康佳连在一起;
二汪
：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的，2006年创建大疆的80后;
三马
：1988年创立平安的，1999~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1998年11月创办腾讯的;
四王
：1984年创立万科的，1995年创立比亚迪的，2002年把顺丰总部迁到深圳、从此阳光灿烂的，2004年创立立讯精密的。
有一些风云人物最终和深圳擦肩而过，但深圳肯定是他们创业之路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求伯君
，这位天才的程序员，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其间肝炎复发三次，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终于写出了12.2万行的WPS1.0，创出中国软件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史玉柱
，1989年1月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下海创业，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
还有的企业家并非在深圳开始创业，但最终他们回到了深圳。
许家印
，1992年从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离职，到深圳寻找机会，找了几个月，加入了一家叫中达的国企，1994年到广州开发房地产项目。1997年2月创立自己的企业恒大。2017年8月，恒大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
聂云宸
，90后创业者，2012年5月12日在广东江门九中街开了第一间茶饮店，这就是喜茶。没几年，喜茶就把总部放在了深圳。
企业家应该是生产性创新的推动者。
我肯定遗漏了很多。我画的这张图谱的脉络，只是想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即
我和上述提到的大多数企业家有过思想交流。遗憾的是，没有见到过袁庚、马福元、马志民三位先生。
在我心中，从经济角度说，他们三位是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制造与市场、文化的最初奠基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3
现在回到8月22日的圆桌讨论。
对于我的“深圳新一代企业家何时能再出现‘三马’”的问题，吴思康回应说：“你的问题其实挺尖锐，就是说深圳是不是没有那么创新了?我给你一个数字吧，到今年6月底，深圳的商事主体已经达到339.1万家，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4户，或者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这样的创业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别的城市怎么样，你可以去算一算。”(注：商事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密度的计算公式为商事主体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我查找了相关数据，深圳的商事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到6月底共有215.2万家，占全部商事主体的63.4%，占全部企业总量的99.9%。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159户，相当于不到7个人就有一户企业。今年一季度，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深圳每天登记的中小企业平均仍有680家。
考虑到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即使包含最近发布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不过2465.77平方公里，远远少于北上广杭，因此可以推断，深圳的空气里有着中国最高的创业浓度。
我们将深圳和北上广以及创业的热门城市杭州对比一下发现，大体来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深圳为253户，广州为156户，杭州为117户，上海为113户，北京为97户。深圳的创业密度遥遥领先。
但从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化、民营化，以及个体对创业的参与意愿来说，深圳无疑走在了前边。
由于各个地方的产业特征不同、所有制形态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上广杭优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其中的创业成功率可能比在其他城市更高。
原因很简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基础。深圳要发展，只能靠更有激励性的政策(后来是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让全天下敢试敢闯的人到这里来创业。由此天然形成了更具分布式、更加市场化、个人化、更为包容、市场主体之间也更加平等的气氛和文化。
深圳的知名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初籍籍无名的创业者创出来的。和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世界500强中的民企比例最高，企业家色彩最浓。
我在深圳听到的故事都是类似这样的——
十几年前，深圳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但这些巨头后来基本都不行了，甚至不见了。深圳的好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游击队”开始的，他们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
深圳有不少年销售额过百亿的企业家，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
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在315家左右，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这些上市公司中，民企占2/3左右。光一个南山科技园就有8000家注册企业，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0年深圳的重大项目，社会投资约占69%。
源自民间的、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力量。
4
谢谢深圳特区的40年。
深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探索的价值，必将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当我离开深圳，我问自己：如果中国没有特区，特区不在深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有今天吗?我自答，不会，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世人瞩目。
形势比人强，好制度助人强。
今天，中国有各种压力。但纵有千难万难，只要不沉溺于过去，不止步于探索，只要创业创新的精神和意志在，中国经济还有下一个辉煌40年。
如特区精神能天下传扬，中国不想复兴，亦断无可能。
在经济世界里，哪里有最适合创业者、创新者发展的空间，哪里就是最美的地方。
顺丰的王卫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说，来深圳的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朝气，年轻人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就是闯，就是干事业，“当时觉得深圳的整个天空特别蓝”。
张春山，一位1997年大学毕业就从哈尔滨直奔深圳、今天已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冬天睡在马路上都不会冻死人”。
在一个尊重价值创造、不歧视、通过市场实现供求匹配的环境中，创业者真的冻不死。
机会、公平、法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温暖。
我们的国家，太需要实干兴邦、创业创新了。40年远远不够。
所以我真心对深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
关键词：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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