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的发生了改变。继续沿用在我国还处于工业化腾飞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逻辑和思维，已经出现了南辕北辙实际效果。目前刺激，或者振兴经济工具箱里的几乎所有政策工具，不仅不能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的作用，反而副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

其实，我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出行变化，导致政策出现偏差，发端于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正劲的“工业化腾飞阶段”的中后期。在上个世界90年代，我国工业化进入腾飞阶段之后不久，以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整体国民经济效率，已经严重的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同时社会治理效率，也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出现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经济结构性矛盾，经济发展乏力、甚至陷入颓势的端倪初露。好在那时国家果断出手，以数千万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员工大下岗为代价，迅速扭转了经济运行效率低位徘徊的问题，又充分利用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也就是后来说的“人口红利”，以及当地产飞速发展的风口，最大限度的压低了中层，以及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大量财向政府集中。但问题解决的并不彻底，社会公平和法治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同时，工业化初期和腾飞阶段的中、前期积累的社会财富，也迅速消耗。到2008年，其实整体社会前期累积财富消耗将近，已经发出明确信号。然而，我们国家通过棚改、饥饿营销等一系列政策，又强行推动了一把房地产业，将前期累积的最后财富，最大限度地集中向了地方和中央政府。

随着大量财富，无限制的、轻易地向国家集中的同时，大政府、强行政、弱法治的治理格局迅速形成，并不断加强。同时，通过收购、兼并的措施吗，国有经济迅速壮大，而低效率问题，再次出现。尤其是以国民经济上游产业的矿业、冶金、能源、化工等，随着国有资本基本垄断局面的形成，低效率问题，不断通过提高价格向下游竞争应行业和产业转嫁。同时，超高的房地产价格，导致固定资产价格虚高，并且为了对冲阶层间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又不断地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快速提高，终于将低端产业、中低端、中端的资金、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的、大量挤出了中国市场，造成具有中等及以下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失去劳动岗位。首先遭殃的就是数千万农民工，他们不得不返乡，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造成家庭收入大减。同时还造成中端产业的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减，出口贸易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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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过剩，投资的边际效应几近无穷大，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刺激作用，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力。

为今之计，唯有：

1、破产、出兑一批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

2、出清、收缩、出让供给过剩的公共服务设施；

3、社会治理机构群面瘦身，大量裁剪财政供养人员；

4、完善法制，以法治腐。尤其是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刑事和经济处罚力度。对所有腐败行为，按照贪腐金额处以三到五倍的罚款，并完善“个人和家庭”破产制度；全额追缴通过赠与子女、累昏分割财产等手段转移资金的行为。所得资金，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和城投债务，填补财政窟窿。

5、通过“个人和家庭破产法”让民间债务出清，给负债人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能子子孙孙都成为“房奴”。

6、国民经济上游产业的事实上的垄断行业，拿出一定比例向私人资本，允许私人资本独资经营，为垄断行业放进一条“鲶鱼”，强化市场竞争力。

7、取消社会精英阶层一切超过国民待遇的，超高福利待遇，实行全体国民平等的福利待遇。并在此基础上率先为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实行免费医疗等。

8、在全面降低社会和经济运行成本的同时，率先为向工业生产领域转移的农业人口，提供财政全额支付的基本社会保险，以实现低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新回归，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就业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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