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年一季度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967家;贷款余额9272亿元，一季度减少273亿元。实际上，去年以来，小贷公司的数量和贷款余额均逐步下降。
有人说，小贷行业自2015年至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2015年是行业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快速增长，短短四年间，贷款余额从不足2000亿元扩张至9000亿元;在此之后，久久横盘，陷入瓶颈。
小贷公司有着什么样历史使命?曾经“风光”的它为何走到了今天这地步?未来该如何面对?近日，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业内人士和专家。
肩负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的使命
所谓小额贷款公司是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监管，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我国从2005年开始小贷公司试点，随着2008年《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发布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小贷公司迅速发展、不断壮大，长期活跃在民间融资一线。
小贷行业肩负着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的使命，已成为社会融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金融供给的有益补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表示，2008年5月发布的《指导意见》开篇就明确政策目标，“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服务三农、将资金引入欠发达地区，是监管推动小贷公司试点的政策本心。”薛洪言说，为此，监管设定了区域经营和杠杆率限制，小贷公司做不大，才甘于做服务县域和三农的金融“毛细血管”。
据统计，小贷公司面向小微企业及“三农”等实体经济提供专业放贷，主要分布在县乡城镇，服务于“三农”、小型工商企业、个体经营者等小微客户。小贷公司的单户借贷金额在70万元左右，有的公司户均贷款不足6万元，且年周转率可达2次以上，是真正的小额贷款服务。
“小额贷款在国内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而言，其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表现出了很强的中国特色。”据广德东方小贷公司董事长芮峰介绍，2005年之前，小贷行业在相当长的周期内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的幼稚期;2005至2015年，小贷行业度过了一个烦恼相伴而发展迅速的成长期;2015年至今，小贷行业步入了优胜劣汰加剧的成熟期，洗牌的惨烈程度远超投资人和从业者的想象。
多重影响交织，行业出现分水岭
在芮峰看来，行业成长初期，大家都是抱着美好的商业憧憬和普惠金融的情怀进入小贷行业的;大约在2013年，小贷行业就开始出现分化的迹象;到了2015年，“历经十年，没有一家小贷公司成功转型为村镇银行”，这应该是行业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水岭。
“据小贷协会2015年调研数据，一些省份超过1/3的小贷公司不能正常营业。与农商行、城商行的困局一样，当实体经济下行叠加金融科技崛起，小贷公司正经历着生死考验。”薛洪言表示，经济下行的影响有二：不良攀升，利率下降;金融科技的影响亦有二：巨头下沉，模式变革。“影响交织下，龙头尚可勉力应付，中小玩家则渐被时代抛弃。”
薛洪言认为，不准跨区域经营、融资杠杆率低(一般为不超过1.5倍)，是小贷公司身上的两道“枷锁”。有了互联网放贷资质，小贷公司机构数量于2015年三季度达到顶峰。后来，强监管来临，表内业务愈发受限;再后来，助贷兴起，没有牌照也能做业务，小贷牌照的价值越来越弱了。
“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问题在制度层面是没有太大障碍的，可以向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批发贷款，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资产收益权转让等方式直接融资。然而，央行数据显示小贷行业的整体杠杆率大概只有1.2，这大概反映了小贷公司融资面临着无形的天花板。”芮峰表示，记得小额贷款之父曾经说过，不具备吸收存款功能的中国小额贷款公司是“瘸腿”的，因而没有长久竞争能力，我也认为“只贷不存”是小贷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商业模式上面临的主要短板。
在薛洪言看来，小贷牌照价值不断边缘化，带来了两大影响：一是传统龙头不断“走出去”，申请并发力新的牌照，超越小贷公司的约束，综合化发展;二是申请门槛越来越低，那些没有牌照的机构，尤其是互联网机构，以小贷牌照为切入点，加速布局互联网金融。一出一进之间，小贷行业快速分化——传统龙头快速淡出，互联网巨头全面主导。龙头更迭过程中，小贷公司慢慢背离了最初的定位，踏上了大型化之路。
“一个行业遇到的困难可以用二八定律来解释，80%为内因，即小贷公司普遍的定位或经营出了问题，20%为外因，即在市场、政策或竞争等方面遇到了问题。”芮峰说，小贷公司出问题绝大部分都表现为不良贷款高企甚至失控，最终走向经营枯竭的窘境。放贷的核心是评价并管理风险，尤其是客户的信用风险，大部分小贷公司输就输在客户定位和管理上，例如在客户选择上偏好垒大户或赚快钱，在管理上依赖抵押物而不追求信贷技术。
不忘初心，“内外兼修”突出重围
“没有任何依靠就是小贷公司的优势”，芮峰说，整体而言小微客户的违约风险高，对风险的有效识别与管理需要专业的技术和方法，大中小银行很难真正地俯下身来做好这一个风险高收益低的细分市场。与小微客户群体有着天然联系的小贷公司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啃下这个硬骨头的信心，也要学会拥抱与小微客户群体打交道的信贷、科技和管理技术。
作为小贷行业过去十年发展的亲历者，芮峰认为，尽管小贷行业面临实体经济与同业竞争等市场环境的剧烈波动，而小贷行业的监管政策基本上是稳定的，未僭越2008年《指导意见》划定的边界，资本补充、财税与风险损失补偿等方面的顶层设计相对而言是滞后了。
“小额贷款的本质是放贷，顶层设计的核心在于针对放贷业务的行为监管和‘竞争中性原则’，全国范围内，放贷业务的监管原则与方法应该保持一致，不应该区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农信社、贷款公司、信托、典当、保理、保险保单贷款、网络小贷等进行有差别的监管对待或政策优惠。”芮峰说。
“日前，网传监管正在酝酿统一的互联网小贷监管办法，将注册资本提升至5亿元，杠杆倍数扩大至3-5倍。这可看作政策层面对小贷公司大型化的默许。”薛洪言认为，当前经济下行，金融机构垒大户的环境不复存在，大型银行也在发力小微金融;在规模层面给小贷公司松绑，已不会影响小贷公司聚焦小微金融的初衷。
薛洪言表示，小贷公司大型化，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再深一层看，小贷公司大型化，也是科技重塑金融的必然要求。科技打穿了时空界限，消解了“小而美”模式的生存空间，大型化叠加科技化，是金融机构的唯一出路，也是小贷公司的唯一出路。
从小到大的过程，优胜劣汰、整合重组将成为“家常便饭”，行业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面向未来，东方小贷管理团队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芮峰说，长期而言，小贷公司经营的放贷业务一直也将永远是金融业的核心业务之一，而解决小微企业与“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的市场空间仍然是巨大的;短期而言，以小贷公司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执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税收政策为代表的政策松动，也在为小贷公司走出困境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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