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7.2%，增速回落。回溯看2018年的经济数据，消费增速也有所下滑。而另一方面，随着出口、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可能表现是怎样的，从稳定中国经济的宏大角度看，如何释放消费活力?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三位人士都呼吁，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人群是中国未来消费的潜在人群，必须要保证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才能释放消费活力。”李实说。
对于消费降级还是升级的争议，田国强和李迅雷都认为，消费降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成立。
“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释放消费活力”
新京报：消费是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何激发消费活力/潜力?
田国强：按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驱动，在外部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多的情势下，对稳定中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切取决于家庭收入不断提升和减小今后家庭开支的后顾之忧。消费需求如果能够进一步得到激发，一方面有利于提振国内投资需求，包括吸纳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吸纳进口。
而近年来，中国消费增速下滑，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过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均从此前的双位数跌入单位数。其次，近年来中国股市震荡带来的财富负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2018年中国股市就蒸发了15万亿元，今年外部环境的反复变化也使得股市再次出现震荡。第三，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曾被作为一个回报可观的投资乃至投机渠道，房住不炒方针及各种限购政策的出台，使得这个市场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第四，中国居民在生、老、病、居、教等方面普遍存在保障不到位的担忧，也会对居民消费的可持续性带来压力。
关于如何激发消费活力或潜力，我有三条建议：一是提收入，劳动收入是主导居民消费的长期因素，要对作为居民工资性收入来源的企业减税降费，确保微观企业主体在经济内外部冲击下能生存和取得更大发展，同时要更大力度地降低居民个人所得税，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持续增长;
二是振两市，中国的股市和楼市是受政策干预比较多的市场，当然股市也比较容易受外部负面信息的冲击，但是只要真正在这两个市场实行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会再上一个台阶;
三是补短板，即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过去一直处于短板的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是广大民众真正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李实：现在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经济增速降速的情况下，能否使得中国的消费即使不能增速也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刺激消费。
第一，进行大分配格局的调整。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受到分配制度的影响。这个分配制度指的是大分配制度，即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占比。要调整分配制度，适当减少政府的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份额。通过制度的调整，即使经济增速在下滑，也可以使得居民收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
第二，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上，通过结构性或者差异性的政策，更快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高收入群体本身就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但其不一定在国内消费。但低收入人群不一样，其收入增加一块钱，都可能消费掉。因此，要改变或者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要进行改革。比如，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分割的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竞争也不充分。要进行劳动力一体化的改革。还比如，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以垄断为主的市场，存在进入壁垒和障碍，市场既不完善也未实现充分竞争。这样，很多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就可以获得垄断的利润，造成部门之间收入工资的差距等。因此，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也要进入资本市场的改革。
第三，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激发农民工消费潜力。虽然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生活在城市，但其一直不愿意也不敢消费，因为其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等。如果能够通过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让2亿多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到稳定的市民待遇——能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生活、其子女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父母可以在城市接受医疗等，这种被激发出的消费潜力很大。
此外，农村消费还有一定的潜力，这个潜力是建立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如何做?这就要提高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保水平，同时增加社保的覆盖面。现在农村一个月每人几十块钱的低保、不到一千块钱的养老金，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社保。另外，虽然现在农村有新农合等政策，但仍有很多人看不起大病，这使得很多人不敢消费。如果社保水平进一步提高，将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也才敢消费。
总之，消费增速更多取决于收入的增速，光靠挖掘消费潜力的话，这个潜力其实是相对有限的。中低收入人群是中国未来消费的潜在人群，激发消费活力的关键在于瞄准这部分人群，必须要保证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才能释放消费活力。
李迅雷：目前阻碍向消费转型的最大掣肘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放缓，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收入弹性要远高于高收入人群，仅仅让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提高，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至多只能有利于高端消费增长。
那么，如何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呢?只能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来解决，难点在于税收手段效果有限，如减税降费，有多少收益最终可以落到中低收入阶层的身上?房产税、遗产税及资本利得税应是有效的工具，但短期难运用。
我建议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按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8.7万亿元，但实际补充作用是高估的。如果能提高划拨比例至20%，同时，在国资委的准许下，若能通过社保减持适当引导国有资本从传统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不仅有利于国资的资产配置优化，也能改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局面，弥补社保资金缺口。
“今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一定会上升”
新京报：如何看待4月消费增速回落的现象?预计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田国强：4月消费数据的表现与今年“五一”假期的错月后移有较大关系，去年有2天假期是在4月29日、30日，而今年假期全部在5月。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5月1日-4日国内旅游业收入同比增速达16.1%，因此预计5月的消费增速应该有一定好转。
不过，另外一个重要数据是，2019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0.2个百分点，而一季度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为5.4%，与去年同期持平，反映了居民在收入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消费信心依然并不强烈。尽管如此，在投资不振和出口壁垒增加的背景下，预计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全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会居于历史高位，并且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李实：4月的数据是一个短期的消费数据，相比以前消费降速明显。从原因上来说，短期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消费心理。第二，4月之后是“五一”小长假，一些人在4月份省钱以计划在长假期间消费。此外，4月水果、蔬菜等CPI因素上涨的影响，也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判断在未来一两年或者稍微长的时间段内，消费增速回落可能会成为常态。可以从比较长期的因素来理解这一趋势：
第一，只有收入增加了，居民才有能力消费。如果没有收入作为基础的话，消费不可能大幅度增加。长期看，经济增速降低，居民收入也降速，未来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会慢慢保持同步。第二，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可能会影响到出口、就业等，也会直接影响到消费的表现。第三，从收入分配看，如果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相对较快的话，消费就会增速。但在未来几年，收入差距可能不会明显地缩小。这其中，需要关注的中低收入人群中的农民工这一消费群体。近两年，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消费倾向不仅仅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农村的居民。这是因为城市农民工一直处于流动性过程中，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和他们有关联的户籍制度、住房问题、子女入学教育问题、社保问题等或难有明显的改善。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善的话，其对消费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4月份的数据表现可能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在未来一两年消费减速或成为一个趋势，当然也不能说构成一个更长的趋势。应该说，在中短期期待消费表现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或者不断增速，都是不太现实的。
李迅雷：其实国家统计局也解释了，4月消费数据的下滑和“五一”假期有关。但即使这样，总体看，消费增速回落主要和居民收入的放缓、宏观经济下行有关系。
整体看，今年的消费增速还是会有所回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和收入相关。2018年国内占总人口60%的中等偏上、中等和中等偏下三个组的收入之和平均增速才为4.4%，恰好只有高收入组收入增速的一半。收入增速的下滑，定然会影响到消费的表现。第二，从基数上看，消费的基数在这几年还在上升之中。基数和体量大了之后，再保持较高的增速确实比较困难。第三，从结构上看，目前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服务消费的比重在上升，实物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但服务消费的比重上升在统计上能不能完全都统计进去，我是持有怀疑的。比如，网购、网上订餐等服务很难纳入到统计范围中，这就需要对统计口径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增速放缓是正常的，目前我们的消费增速是美国的三倍左右，如果说大家对中国的消费表现没有信心，美国的岂不是更差?美国的消费是2%的增速，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了80%。因此，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不要带有情绪。
实际上，我还是很看好中国的消费表现。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以前都是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现在正朝消费为主导转型。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多，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因此，今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一定会上升。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
“恩格尔系数在下降 消费降级不成立”
新京报：如何看待目前关于消费的一些看法?未来消费表现的趋势可能是怎样的?
田国强：最近一段时间，从广大居民对于进口水果及进口产品的需求增长，包括前面提到的“五一”旅游业收入大幅增长，我恰恰看到的是消费升级的现象。
在过去几十年，反映中国居民家庭对生存型消费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与之相对应人们对于享受型的消费占比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增长明显。
当然，也不能排除在一些领域一些阶层出现的所谓消费降级现象。单纯用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来概括中国居民消费的变化，都是不完全的，但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问题都不容忽视。
李实：确实这几年消费表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消费人群处于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
由于收入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消费降级和升级是同时存在的。
李迅雷：去年曾一度热炒消费降级，事实上，消费降级之说并不成立，毕竟恩格尔系数在往下走。恩格尔系数往下走，表明食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在下降。居民可能进行了休闲娱乐、旅游、医疗保健等服务方面的消费。
比如，现在香烟和白酒的销量在下降，说明居民的健康意识增强。但另一方面，高档香烟、高档白酒等高档消费品的销量在上升，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目前看，消费是在升级的。当然，由于少部分居民房贷压力较大，如果他们的工薪收入增速又放缓、或股票投资又亏损，则这部分群体确实存在“消费降级”的可能，但并不代表大部分居民。
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消费分级与消费升级并重，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组的人数达到2.8亿。因此，如此众多的高端消费群体在对某些品牌的认可度高度一致的时候，就导致了这类品牌消费品的供不应求。
消费高端化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有关。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是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速的两倍，这样整体不利于消费，要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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